两千年来，一个神秘的巫术一直阴魂不散，飘荡在中国的南方，现在甚至借助互联网和某些经营者的“商业头脑”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地方神秘文化的组成部分，让人觉得扑朔迷离而又引人神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神秘事物?
蓄蛊巫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十分陌生，但历史上相关传说延续近两千年，时至今日尚在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留有残余。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巫术迷信问题，实际上其背后反映了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的歧视，历史上各阶段“蓄蛊之地”的变迁是主流文化圈拓展的结果。
自古及今，蛊虫这种神秘的毒虫就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中，至今在西南某些地区余威尚存。我曾经委托一位来自西南地区的本科学生做暑期调查，即调查他所在乡寨有关蛊毒的传闻，该同学面露难色，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使得这位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最终拒绝了我的建议。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即便他抱着不信的心态，他所要调查的对象却不能保证有类似心态，照样会使得调查无果而终。
后来看了邓启耀先生的《中国巫蛊考察》，这本书主要内容是现代西南地区蛊毒传说的人类学调查，可以看到有关蛊毒的传闻一直没有消退，在暗地里流传，并且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村寨里的妇女，尤其是寡妇容易被指责为“药婆”，即下蛊人，周围人对她们恐惧而又歧视，她们被排除在社交圈外，甚至其子女的婚姻都受到影响。书中提到一个姑娘，由于母亲被指责为药婆，所以尽管条件不错，但在本地也很难嫁人，最后在打工过程中嫁给了一个从未听说过蛊虫为何物的外地小伙子。一种传说中的黑巫术，却成为现实中某些人的精神枷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巫术原本并不是西南地区的产物，而是产自中原，曾给古人留下过巨大的心理阴影。但是这个传说所涵盖的地域却有变化，由中原到江南，由江南到岭南，由岭南到西南，它似乎被一种力量驱使着移动。它究竟是什么?又怎样影响历史?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卷二五《蛊毒病诸候》：
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畜事之。又有飞蛊，去来无由，渐状如鬼气者，得之卒重。凡中蛊病，多趋于死。以其毒害势甚，故云蛊毒。
按照这种说法，“蛊”的取得是将许多种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其互相吞噬，“优胜劣汰”，剩下的最毒者就是蛊虫。蓄蛊者通过饮食对人下蛊，受害人会腹内疼痛以致死亡。“蓄蛊”目的在于取得受害者的家产，如果长时间不能毒害别人，则蛊主自身将受到戕害（这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养蛊反噬”）。但是这些动物食性不同，岂能互相吞食?《隋书·地理志》说蓄蛊是“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蛇焉能食虱?虱子又如何能吞蛇?
另外，蛊虫如何进入人体内?即便进入，虱子之流又岂能毒死人?后世又有所谓金蚕蛊、蜥蜴蛊、蜣螂蛊、虾蟆蛊、蜘蛛蛊等，皆是无稽之谈。但这个传说的生命力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存活至今。
在展开讲述蛊毒之前，必须要厘清一个概念：蛊毒和巫蛊是一回事吗?答案是否定的。
历史上最有名的巫蛊，大概是汉武帝戾太子案中的巫蛊术。汉武帝身边的直指绣衣使者江充与汉武帝太子刘据不合，趁着武帝游幸甘泉宫之时生病，妄称有人以巫蛊之术诅咒暗害皇帝。汉武帝信以为真，命江充治巫蛊之案。江充指挥巫师四处掘地寻找木偶，民间人心惶惶，江充逐渐把矛头指向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在卫子夫寝殿寻找偶人，整个殿内地面遍撅掀起，卫子夫甚至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寝。最终搜查指向太子，征和二年秋七月，江充终于在太子东宫“发现”了桐木人偶。
刘据无法自证清白，少傅石德说，皇帝据说已经病危，在甘泉宫这么多天毫无音信，说不定已经死了，你要当心被小人陷害，当扶苏第二，于是建议他发兵捕杀江充。而病榻上的汉武帝听说江充被杀，太子举兵，竟然认为太子谋反，于是发兵攻打太子。双方在长安城展开激烈巷战，数万人死亡，太子最终兵败被杀。这是汉武帝晚年最大的政治事件。
这个案件中的巫蛊，与我们要说的蛊毒不一样，实际上是一种黑巫术，以桐木为人形，施法诅咒，加害于人。而且史料中记载此事时候出现了胡巫字样，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从匈奴传来的黑巫术，可以说是今日扎小人巫术的雏形。《红楼梦》里赵姨娘害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巫术就是这个。
电视剧《甄嬛传》里，安陵容偷偷扎小人诅咒华妃
这种巫术并不使用蛊虫，自然也就没有蓄蛊养虫这个程序。与我们说的主题无关。其“蛊”大约取的是“蛊惑”的字义而已。
蛊字甲骨文中就有，字样如下：
字形是器皿中虫状，就其字本义而言，可能指的是储存粮食器皿中的蠹虫。随着语言的发展，“蛊”又被认为是致病的“虫”，有时指的是人体内的寄生虫如蛔虫、蛲虫，有时完全是基于想象凭空捏造出来的“虫”。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认为《左传·昭公》中所谓“女惑男”引起的“蛊疾”，实际上是性生活过度引起的男性性机能障碍以及前列腺炎或腺漏等病。此处之“蛊”字，恐怕是取其病从中生，犹如蛊之食谷，日渐销蚀。
“蛊”字很早就与巫术相涉，具体的原因不详，也许是因为储粮器皿中羽化的蠹虫给了人们一种幻惑的感觉，导致“蛊”字与神秘的超自然力有了瓜葛。例如1965年山西侯马晋都新田遗址出土有一批公元前5世纪的盟书，其中“诅”与“蛊”已开始搭配使用，足可见在盟书所处的时代“蛊”已经被赋予了巫术色彩。
有关蓄蛊的传说起自何时?笔者认为其雏形可能出现在西汉时期。《周礼》：“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这里提到了“毒蛊”，并且其防治手段一为咒语，这是后世预防蛊毒的重要手段，二为“嘉草”，而“嘉草”也是后世治疗“蛊毒”的主要药物之一。可见《周礼》中的“毒蛊”应就是蓄蛊之“蛊”。而《周礼》的成书年代大约在西汉。到了东汉时期，蓄蛊传说可能已经颇有影响，我们来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篇》中一个著名的成语故事：
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诣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由是瘳平。
这就是成语“杯弓蛇影”的出处。杜宣因为看到杯子里的弓箭倒影，以为是蛇，导致恐惧，引发腹痛（估计是精神紧张引起的胃痉挛），大有一病不起的态势，等应郴揭开谜底，判断原因之后，杜宣不药自愈。唐代名医许仁则曾经一语道破，指出这是畏惧蛊虫：“人心妄识，畏爱生病，亦犹弓影成蛊耳。”（《外台秘要》卷五《咒虐（疟）法》引许仁则语）杜宣实际上是怀疑杯中有“蛇蛊”，要不然不会仅仅看到蛇的影子就如此惧怕，酒一饮而尽，口舌应该没有碰到“蛇”，但是他仍旧认为“蛇入腹中”，这是因为他相信蛊虫的“变惑”能力。这则故事向我们证明东汉时期有关蛊毒的传言可能已经对社会人群心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汉以后有关蓄蛊的记载越来越多，到了北魏时期，蓄蛊传说甚至盛行到影响立法的地步，《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
神䴥中，诏司徒崔浩定律令……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
之所以要采取焚烧蓄蛊者住宅的极端手段，估计是为了将隐藏其中的蛊虫斩草除根。
传说中的蓄蛊方式到了隋唐已经基本定型，此后历代沿袭，没有质的改变。而且此时巫术意义上的蛊已经盖过了疾病意义上的蛊：先秦的“蛊”往往指的是某种疾病，到了魏晋隋唐之际，医家仍然将蛊当作疾病治疗，但病因则归结为“蓄蛊”术所害，前引《诸病源候论》自不待言，《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唐代医书列举了魏晋隋唐以来许多“中蛊毒方”，从中可以看出魏晋隋唐著名医家基本都相信“蓄蛊”的存在，医学家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
其实蛊毒不过是已知的多种疾病而已。古代相信蛊毒的地区和人群往往文化落后，满脑门子神奇鬼怪之事，医药知识匮乏，所以在传说影响下会把很多疾病归为蛊毒。沈澍农等先生在校释日本古代医籍《医心方》中的“蛊毒”时认为古人所说的蛊毒“症状复杂，变化不一，病情一般较重，可见于一些危急病征、恙虫病、血吸虫病、肝炎、肝硬化、重症菌痢、阿米巴痢疾等。”傅安辉《西南民族地区放蛊传说透视》亦认为所谓“中蛊”实际上是罹患各种疾病。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也能印证这一点，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记载了一位云南医生的亲身经历：“（该医生）从医期间，先后有四十八例（据以下各项相加当为四十九例）自称‘蛊病’患者求治。结果其中有四例是肺结核，二例是风湿性心脏病，四例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六例重症肝炎，十四例胃、十二指肠溃疡，二例慢性胃炎，一例肾炎，六例肠胀气，九例胃功能紊乱。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病例，而且多数经西药治疗，已经痊愈或好转。”现代人如此，以此反推，古代史料中纷纭复杂的“中蛊”其实也是多种疾病的症状。
（本文节选自于赓哲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中华书局2021年4月出版，标题为编者所拟）